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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书]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

换个角度看国学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谱系中的知识分子,林语堂是不可或缺的名字。坊间颇多林语堂传记每每围绕其生平和作品做文章,关于他的研究和书写仍有不小空间。


多年潜心治学中西文学文化的本书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对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林语堂研究极有心得。他在这部传记中沿着传主的成长轨迹、思想脉络,有叙述也有判断,努力深入传主的精神世界,意在重新发现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的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使得读者能够凭借这部传记走近这位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化人物,并尽量看到他立体、真实的面貌。


作者在写作前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并加以梳理、取舍与整合,书末所附“林语堂全集书目”更是具体到每篇文章的标题、所载报刊名称、年月日甚至版次、页数,殊为难得。



“我的中国”:东方向西方倾谈

林语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1941年。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吾国与吾民》在国际上一炮打响后,美国记者文森特·斯塔雷特(Vincent Starrett)来到林语堂在上海愚园路的编辑办公室,作了一次访谈,其间讨论到该书中文版事宜:

我问道:“你会自己翻译吗?还是请别人翻译?”

林语堂很不自在。

“我想我不会让其他人做,”林语堂坦诚说道,身子在椅子上扭动,“好多人告诫我,为了中国,我有责任自己再做一遍,写成中文。”

“你是说要重写一遍?”

“也不是,可是最终好像还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表达的方式会不同,是吧?得用中文、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是不是?这本书是英文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到英文读者。要用中文为中国写,那有的部分要展开,有的部分要修改。这事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但这书确实也是为中国的。也许我应该用我的母语再搞一遍,你说呢?”

……

“可要是有人要求我把中文版再译成英文,那怎么办?天哪!”

林语堂从未把《吾国与吾民》译成中文。次年他便移居美国,基本上都用英文写作,根本没时间。这样,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和讨论只限于能说英语的知识群。其实林语堂很怕该书译成中文。他告诉华尔希:“该书在中国不会有中文评论。我尽量低调不作宣传,国人中懂英文的才能读。你能想象我用中文把书中写的都说出来?那我还不被那般中学毕业的‘普罗作家’给碎尸万段了?我居然还有闲情去写中国的诗歌、绘画诸如此类?” 他告知华尔希,他以后有时间也许会把书译成中文,不过书中主要观点其实在他的中文小品文中都已经讲过,只是没这么集中成书而已。

《吾国与吾民》在中国的回应,林语堂在乎的不是来自左翼“普罗作家”的批评,因为他们看不懂,而是就职于国民政府的留英美人士(“爱国者”)。林语堂和华尔希的来往通信显示,围绕原稿第二章(即最后书中“结语”)的去存,林氏曾犹豫不决,压力很大。原稿第二章痛批当下中国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乱象。本来该章题为“告白”,写好后最先递交给华尔希,华尔希看完非常喜欢,要单独先发表于《亚洲》杂志。后来《哈珀》拿到稿子后也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想要发表。但林语堂1934年致函华尔希表示自己还不是非常满意,可能要修改。7月5日又致函华尔希说自己没时间改,“管它呢,就这么发表了”。他解释道,他对现政府说了许多“讨厌的”话,但一般都是“裹了层糖衣的”,“而这一章,可都是赤裸裸的苦口,而且我也不想裹糖衣”。 然而到了1934年9月9日,林语堂决定无论书中或杂志上都不发表该章,因为中国政局不稳,卡得越来越紧。华尔希回信表示理解,也很惋惜,希望最终林氏会改变主意。1934年12月10日,林语堂去信华尔希,说他的书可能会受到某种“政府警告”,被指责“不爱自己的国家”,他得想办法做点自我保护功夫。十一天后,林语堂又对华尔希说,好几个朋友劝他不要发表该章,他要等到1935年1月15日再作决定。1月18日,林语堂专门去函说,“鉴于我们这边所能容许的自由度”,他不得不删除整个章节。而且林语堂清楚跟他过不去的对手是谁—国民党机关报《国民新报》及其主编汤良礼,因为《中国评论》周报不断受到他们的骚扰和压力。然而,到1935年3月15日,林语堂最后决定保留原稿第二章,并“稍作删改”挪到书尾作“结语”。3月25日,林语堂又去信确认保留“结语”部分,只是在“结语”第二节前加一句话:“如下陈述不应当看成是对当下国民政府的描述,而是陈述政府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以便能正本清源、恢复秩序。”

即使作了“适当删改”并加上以上提醒,该书“结语”部分仍到处看到对当下国民政府的犀利控诉。比如以下这段:

中国农民不需要卖妻卖女来赋税,尽管江北有些农民现在不得不如此;假如他们没赋新税,军人不会禁止他们收割庄稼作为处罚,尽管广东番禺县县长1934年夏天就是这么干的。中国人不需要预付三十年后的税,尽管四川人现在得要;他们不需要缴付超过通常农业税三十倍的农业附加税,尽管现在江西人得缴。农民不会被逼缴税,缴不出便关进监狱挨鞭抽整夜嚎叫,尽管在陕西现在监狱里整夜都听到鞭打哭叫声。可怜的中国人,生活在地球上管治最糟糕的国家,挣扎于他们无法理解的各种漩涡中,以超人的耐心与善良忍受一切,愿这种善良和坚忍不拔最终能战胜一切。他们最后一头牛也被卖掉时,那就让他们去做土匪吧。他们最后一件家当也被抢走时,就让他们去当乞丐吧。

在国内英语圈,有三份书评分别代表三种态度。吴经熊于英文《天下》月刊撰文,称颂林语堂为“中国思想界佼佼者,只需稍加时日,一定能成为整个人类文化果实之极品” 。另外,姚莘农也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语调好似温开水。姚莘农称赞《吾国与吾民》“是本有关中国的难得的好书”,尤其带有作者的自传色彩,很有特色,“但是书中所谓的‘吾民’只能说是泛称知识阶级群体,而不是所有四万万中国人”。 《中国评论》周报在发表姚莘农的公开信时同时插了一段林语堂的简短声明,林氏表示自己是福建“龙溪村娃”:“我从小就下田种地、上山砍柴、河里捉鱼虾,谁能指责我不了解中国农民呢?‘吾民’正是他们,而非穿长衫的乡绅,也不是穿洋装说英语的华人。”

果不其然,最严厉的攻击来自英文《国民新报》,也是一封公开信,署名“一个中国人”,开头便是讥讽的语调:“哦哟,著名的小评论家现在可是世界级的畅销书大作家了。真的非常成功,‘卖’了你的国家和人民。” 除了讽刺挖苦、人身攻击,公开信指责林语堂“卖国卖民”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林语堂披露国民政府的缺陷与失败取悦在华外国人和外国媒体,他们一向敌视中国国民政府及其重建工程,该书在外文媒体得到追捧反而证明这一点。“一个中国人”挖苦道:林语堂应该建议出版商把书送到日本或“满洲国”,可以为他们蔑视中国添砖加瓦。 再者,林语堂为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描绘了一幅黑暗、绝望的图像,且没有任何改进建议,但作者自己其实从国家领薪并担任重要的半官方性职位。尤为甚者,林语堂对国民政府的轻蔑指责故意扭曲事实,不仅不负责任,而且居心叵测。比如,有关农民税收问题,林语堂书中加了个脚注,引了一段汪精卫的声明作为佐证。可是他应该另外再加一个注脚,引用次年12月孔祥熙财长的声明,以示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状况。

林语堂1941年在纽约“读书与作者”午宴上发言。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林语堂致华尔希信中说到该评论,“我早就料到这种东西,自卑感强盛的中国‘爱国者’专利”,并称这是一种“梅毒”。 对此林语堂没作任何回应。林语堂赴美后,于1937年2月23日给友人刘驭万写了一封长信,回复有关对《吾国与吾民》的指责。林语堂申辩道:国人对我的非议,主要来自受过西洋教育、会说英文、自我意识极为敏感脆弱的“爱国人士”,我不奇怪。他们就像乡村的学童,被送到大都会洋场教会学堂上中学,却特别害怕被别人看到他的母亲来访。但有一种反应我没料到,说我写《吾国与吾民》是“卖国卖民发大财”,说这种话的人无耻。他们脑袋里怎么就只有个人私利,他们怎么就不能相信有人可以对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作一番诚恳深入的剖析和解读?这种动机论指责太下贱。怎样才算为中国作真实而明智的宣传?西人又不是傻瓜,你把中国包装成个大美人,完美无缺,谁信啊?我的态度是实话实说,着重强调中国是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正从多年混战和贫穷中慢慢地走出来。容不得对当下中国作任何批评,这种自卑心理要不得。假如你的“爱国”朋友担心《吾国与吾民》在海外给中国带来不良形象,可以请他们放心,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我画的中国也是个美人,不过脸上有个黑痣,西人却懂得欣赏,不弃反爱。我写此书不是为了给中国作政治宣传。我要写出中国的真善美丑,这是艺术创作。别老看那个痣,要看整体的美。我在书的最后一章坦诚写出当下中国人的痛苦与悲哀,如果你的朋友在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感觉不到广大民众的怨愤,要战不能,要活不得,他们还算是“爱国者”吗?这些人养尊处优,根本不体察民情。其实我也不在乎国人怎么看我的书。我的书写完了,读者各种各样,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反正有许多西方读者告诉我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惜的是,该书没有引起国人好好反思。

另一方面,林语堂为美国舆论的热评深受感动。他对华尔希坦承,他自己的国人不了解他,“也许美国读者比我自己的同胞更能了解我,毕竟我整个思维架构和学术涵养都是西式的,尽管我基本性情是中式的” 。

《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的成功对林语堂踏上赴美旅程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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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潘冬晖  责编兼美编:王倩钰 外联:卢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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